來自外太空的歌手:Klaus Nomi

September 22, 2014 § Leave 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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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Klaus Nomi的表演錄象是總是不自覺屏息靜氣。鏡頭裡的他非關姓別,非關國家,甚至非關星體,他就是他,Klaus N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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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柏林期間,柏林的Martin Gropius Bau正在舉行David Bowie的展覽。展覽由英國的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搬來,不過既然來到異地,策展人順理成章地加入了與當地有關的展品及相關資訊,而Klaus Nomi這位曾居於柏林,得到David Bowie青睞的傳奇歌手,很理所當然地成為展覽的其中一個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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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穿過陳列了David Bowie華麗奇異衣飾的展館,所處的房間裡滿牆螢光幕裡都是如同落入凡間的精靈的他,耳機隨著我踏進房間裡就傳來他超然的歌聲,可是走道旁一套倒三角型的塑膠踢死兔禮服仍然矚目。這禮服是David Bowie與Klaus Nomi同台演出時,特別依著Klaus Nomi的招牌服訂製的。禮服旁的電視中放映著Klaus Nomi與David Bowie在美國同台演出時的片段,片段中的他為David Bowie唱著和音,身上穿著的是一件黑色緊身衣,肩膊同樣的線條鋒利,面上同樣刷得粉白,嘴唇塗得烏黑。Klaus Nomi伴著歌聲起舞,動作斷斷續續,舞姿如同機器人,舉首投足都在對你說,他下一秒他就將消失於這個時空裡,回到我們所不知的國度。這就是Klaus Nomi,一個不真實存在於現世的立體投映,一個因飛船事故意外跌落地球的宇宙人。造型奇特,男兒身唱著女高音,這些並非因為他標奇立異,而不過是他忠於自己的表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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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樂及表演事業方面,Klaus Nomi似乎從來沒有給當時概定的想法規限了。1944年生於德國Bavaria的Klaus Nomi,原名Klaus Sperber,至小便經常聽收音機,熱愛流行音樂,喜歡Elvis Presley,更曾經偷取家裡的錢去買他的唱片《King Creole》。只是Klaus Nomi的母親不但對兒子的偷竊行為感到不悅,同時也恨流行音樂,她奪走他買來的唱片,塞給他希臘女歌唱家Maria Callas的作品。Klaus Nomi在母親的薰陶與個人喜好的影響下,徘徊於流行與古典歌劇之間,內心燃起了唱女高音的慾望。他隻身來到柏林入讀音樂樂院,為了賺取一點零用錢,便到劇院兼職帶位員,順便也看盡當時上演的每個歌劇。1972年,他移居到紐約——一個當時所有年輕藝術家都趨之若䳱的城市。

歌劇與搖滾音樂聽來是兩不相融的兩種音樂類型,「歌劇音樂是很保守的,Rock and Roll也是很保守的,所以我希望嘗試製作橋樑讓兩者相連。」Klaus Nomi有這想法,卻同時發現無法將自己置入任何一個現存的表演方式,於是他創造了僅屬於他自己的方式。1978年,當他出現由藝術家David McDermott主辦的New Wave Vaudeville 表演活動之中,穿著塑膠造的衣服,臉上塗抺了濃厚的脂粉,一張開嘴,清澈高亢的歌聲自然滑出,現場觀眾立時被震攝了。正如他的好友Gabriele la Fari所言,他的服裝是「錯」的、動態是「錯」的,歌聲也是「錯」的,構成的卻如此和諧,因為對觀眾來說,眼前耳邊的一切,都非關現世。在關於Klaus Nomi的紀錄片《The Nomi Song》中,記者Alan Platt提到他一次帶著五歲大的女兒觀看Klaus Nomi的演出,演出過後童言無忌的女兒走上前直率地問Klaus Nomi:「你是來自外太空的嗎?」Klaus Nomi回答:是的。Klaus Nomi建構出自己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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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 Nomi的表演緩緩地在世界各地燒起來,甚至連日本的《Vogue》雜誌也有關於他的報導,然而這並不等於他就此平步青雲,因為對當時依頼發售唱片來經營的音樂工業來說,唱片公司還是憂心,他的表演收錄成只有聲音的唱片以後無法取得同樣的認同。直到他遇上了Ron Johnsen,他音樂監制,在他原來超越現世的表演模式之中,加入了樂隊、伴舞者的大眾較為熟悉的表演元素,Klaus Nomi終於在1981年出版了他首張同名唱片。此轉變其實為他帶來不少批評,像他音樂上的老拍檔Kristian Hoffman便覺得他不再是原來的Klaus Nomi。Klaus Nomi大概對此批評不以為然,他曾說:「我的首要規條是,我要娛樂大眾。」是否原來朋友認識的那個他,都影響不到他的表演。而且,他的表演對他別具意義:「在台上,人們喜歡我的模樣;以往我總覺得自己必需藏好自己,因為人們會取笑我的外官。但現在我利用這個外形,我甚麼誇張了它。我以往藏起我的大額頭,如今卻是我的賣點。」在他創造的世界裡,他學會喜歡自己。

(原文刊登於《MILK》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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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Chipperfield的隱藏建築

August 12, 2014 § Leave 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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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好些雜誌寫過關於建築文章,但其實當中好些都沒有親身到訪過,在鍵盤上敲敲打打之時不免心虛,畢竟,建築建造的是空間,不置身其中,單憑眼睛看,不會明白建築師設計了甚麼。David Chipperfield設計的柏林Neues Museum於2009年便峻工年,當年我也為某雜誌寫過一篇簡單的介紹文章,內容大概提及到David Chipperfield如何在廢舊的舊館裡融入新建築,新建築如何低調不喧賓奪主之類,不過都是根據文宣及宣傳照結合出來的想法,很深入又很抽離。人在柏林終於有機會親身走進這博物館,才真正懂得David Chipperfield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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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s Museum原本的設計師是Friedrich August Stüler,在1855年完成了,卻在1939年於二戰展開時關閉了。二戰期間經歷了多次空襲,被炸得遍體鱗傷,天花板被掏去了,左邊的建築被狠狠地切去了一角,博物館內華麗精致的裝飾性設計不少都變成頽垣敗瓦,仍然迄立的牆壁也損毁嚴重。二戰結束後柏林並未因此而和平,分成兩邊的柏林把Neues Museum忽略了,維修工作待至1980年代才開始啟步,到了2003年,經過競標後,Neues Museum整修計劃總算交到David Chipperfield手上。

比起Zaha Hadid、Rem Koolhaas、Frank Gehry等,一直以來David Chipperfield都不是引起太多討論的名字,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他的設計風格從來都不如前者那麼外露。Zaha Hadid作品的線條流線有機如天降幽浮,Frank Gehry的如矚目戶外雕塑,David Chipperfield的作品卻沒有太多足以讓媒體拿來當作話題的創作元素,他就像是一個謙遜的服務生,默默的侍服著交到他手上的案子,而不及急於留下簽名。「雖然我們全都活在這個時代,我嘗試創作永恒的作品,越長久越好。(中略)很多時建築師追求創造出與別不同的建築物,彷彿我們是舞台上各自為政的演員,同一時間在自說自話。我寧願人們經過這些建築物時會說:『這真是一個很出色的建築物』,多於說:『這是Zaha(Hadid)、Rem(Koolhaas)、Renzo(Piano)』,或是David Chipperfield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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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梯間的標誌性建築,其實只是把原有的設計重建。

面對著一大堆散落的磚瓦,以及埋葬到磚瓦下重要的歷史,David Chipperfield接手後第一件要處理的事,就是批判哪些須要清理,哪些須要保留下來。對此,他有明顯的想法:「我們嘗試在舊建築的基礎上建造新的建築,而當中必須包含了無比的敬意。我們保留所有歷史元素,沒有移除任何東西。至於新加入的建築,不過是原來大樓與新博物館的橋樑而已。」

所謂的橋樑是指甚麼呢?那要帶領我們到達怎樣的經驗之中?由David Chipperfield重修的Neues Museum最為人注意的便位於一樓梯間的平台設計,從地面踏上樓梯來到一樓,迎來的是在戰火中幸存的石柱,走到石柱前,轉過身來,通往二樓的左右各一條樓梯,夾著中央素白的一堵牆如同紀念碑。如此標誌性的設計,並非David Chipperfield的憑空想像,那裡本來就有一道設計相近的結構,David Chipperfield做的,只是把它以現代建築的方法重現出來。另一方面,親身走進博物館後,便明白相對於梯間標誌性的建築,博物館內很多不顯眼的細節,才是使David Chipperfield口中的橋樑更為具實紮實的要素。皮膚剝落的樑柱依著露出了內裡色彩深沉的皮肉,表面破落的牆壁只稍作修飾任它仍見破落,外加部分的線條都簡潔利落色彩素淨,用以建造及維修的素材都統一化⋯⋯David Chipperfield把自己的落筆減至最簡,凸顯建築物原來的面貎,與此同時,極簡的設計卻讓我們切實感受到David Chipperfield的作品沉靜的呼吸。我們身處這個年代,歷史卻不曾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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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於《MILK》雜誌)

柏林很醜

July 25, 2014 § Leave 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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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lin is very ugly」,在柏林住了二十年的瑞士建築師Etienne帶我遊柏林時,把這話說了不下數次。柏林著實稱不上美麗,戰爭遺留下來的破落樓房滿城皆是,有的已修茸過,卻只修了一半,腰以下的裝飾碎了還留下任人憑吊,腰以上的卻已露出皮肉來,還有以破舊建築作紀念,不作修茸已被改變為用途作咖啡店的。柏林的混亂,混亂得肉眼也看得見,街道上隨處可見的塗鴉與散得滿街都是的破碎酒瓶;走在路上一留神發現腳下黏黏的,一股於空氣裡發酵了一整夜的酒氣與你的鞋子如影隨形,心頭一悶幾乎想吐出來;柏林人很愛狗,愛得任由牠們糟蹋自己的城市,弄得遍地「黃金」。柏林,著實稱不上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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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Etienne還是到來了,而且一住便是二十年。初次到來時他還是瑞士的大學的建築系學生,那時柏林圍牆倒下已五個年頭,各處都在進行基建,處處都是樓房的翻新工程。瑞士的建築師是質素的保證,柏林需要瑞士的建築師而世界各人都對機會處處的柏林趨之若䳱,他隨著時代流向來到柏林,於建築事務所作完實習又回到瑞士去。後來再次重臨,主因卻是因為男友在此,愛情是奔走他方的最佳理由,而且同性戀在柏林特別自在,走在街上牽手親吻都不會被當成表演看——不論是浪漫的或厭惡的表演。夠自我的或許不在乎這些,那裡都是自己的天地,但這卻實實在在地彰顯了柏林最重要的魅力——自由。而這自由,不單只是政府給予的,還是來自人們的意識形態。

在較為富庶的Friedrichshain地區與藝術家聚居的Kreuzberg地區相接之處,有一個名為Urban Spree的地方,我好幾次沿著Warscheuer Street往Spree河方向滑下去時,都從架空的道路瞥見那看來有如廢墟的廣闊空間,而事實上我也真的以為那些東倒西塌的牆壁之內,只有一堆又一堆頽垣敗瓦。就跟柏林很多其他地方一樣,瓦上的塗鴉就是藝術家們為這個醜陋的空間添上的裝飾品,同是也證明了沒規沒矩的空間,是何等的誘人創作。後來我聯絡一位畫家,我們居然就相約在這個「廢墟」裡。原來那些看似已然荒廢的樓房之內,是一個個的表演場地、一家家的餐廳酒吧,還有名為Urban Spree的藝術村。一位原為銀行家的人買下那樓房,分借給數位藝術家,也辦畫廊與音樂會,至於藝術村的經營支出,就靠這前銀行家於Urban Spree營經的咖啡廳維持。因為沒有錢,餐廳的裝修都是自己動手作的,至於旁邊倒塌的樓房,被當作是歷史送給他們的最佳裝飾。在柏林破落的空間之內,是膨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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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好窮,物價好低,你在瑞士得花數萬歐元才完成的事,於這裡你要開一家咖啡店或畫廊,可能只要數千歐元便可以了。」Etienne仗著柏林窮,就在柏林建立了自己的建築事物所,而有很多人也以相近的理由來到柏林,期待著實踐在別的國家無法實踐的事。因為在這個城市裡,比起天天拿著計算機看著股市上上落落的投資者,有更多執著畫筆畫畫、執著攝錄機拍著市場狹窄的錄像作品的藝術家。比起戶口裡多個數百數千,他們更在意周日有否好好與親友度過,有否在派對裡瘋過。你不用擔心自己衣著不合時,或是上不起高級餐廳,就被暗地指責不長進。

作為建築師,Etienne其實很討厭柏林的塗鴉,那對他來說,是破壞建築的行為。可我想起來柏林不久前於Mitte區跟旅居柏林的台灣作家陳思宏見面時,他指著一幢建築物上那道貼了無數貼紙、撕去又貼上,還被噴上了各種人像與文字,已猜不出原來面貎的木門,跟我說:「有哪個地方是容得下這樣一道髒髒的門呢?但柏林人就是不在意,任由它存在在這裡。」在柏林之中似乎做甚麼都不足為奇,因為她有強大的包容力,包容得下人們說任何話,做任何事,而這正是柏林發著亮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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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很醜,自由很美。

擲碎公園的麵包

July 2, 2013 § Leave 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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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土耳其及香港都發生著與公園及公共空間相關的事件,當中涉及的不單只是對改變空間用途的異議,更是一場對生活價值觀的抗爭。

最近讀到一則社區新聞教我印象深刻。於紐約Brooklyn區的Pearl Street中,一處原本用作露天停車場的三角形空地,被改建成為休憩公園了。公園的面積不足以蹓狗,夾在兩邊車道中央的地理位置,也教人不放在給孩子任意在內胡亂奔跑耍樂,它小得只足以放幾張椅子、幾把太陽傘,種幾棵小樹,不過這小小公司卻使這個地區有著大大的改變。

當公園還是用作停車場的時候,本來是被三條馬路圍起來的,形成一個迴旋處,交通狀況混雜,聚集了不少娼妓與毒梟,成為附近居民及店主的困擾。不久前,該區店舖的店主與組織領袖組成了聯盟,與紐約的運輸局接洽,建議把其中一條較小的車道封起來。為了促進地方經濟,香港大部分社區都會盡量興建停車場,以提高社區的可達性,方便駕車人士。偏偏這小小的社區為了居民能安逸地生活,決意把停用停車場,把它改為供人小休歇息的地方。

處於車水馬龍的位置,人聲車聲交錯,教人不免懷疑究竟有誰願意多作久留。但原來那繁囂的城市街道,正好成為流動風景,正如我們偷閒於咖啡室時總愛選擇面向大街的座位,街上的繁忙映襯著自己的片刻安寧,一時間有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錯覺。而這三角形的公園,便施展著同樣的幻術,吸引了需要片刻喘息的人們,也成為附近居民聚頭的公共空間。從此多了遊人停留,大家彼此看顧,無意間都成為了治安督察,守護這個地區,為非作歹的人不敢公然公沒,該地治安改善了,店舖的生意竟也隨之好起來,可說是這計劃意外收獲。

一個公園或是公共空間之於社區、城市或居民生活的意義,實在不是單單統計人流或所佔面積所能量度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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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冬季,我到法蘭克福參觀家具精品展,晚上時風雪飄搖,早上時天地茫茫好不漂亮,到展場前我決定繞路走到附近的公園。公園也是一遍白皚皚,滿是清晰的腳印與腳踏車滑過的痕跡的小路上隱隱透出一點點泥土的容貎。一個小孩搖搖擺擺的迎面跑來,身後的狗兒也在身旁啪啪啪啪踏著輕盈的腳步,看來是年輕母親的女生帶著微笑緊隨其後。小孩手上的毛手套與褲管的膝蓋位置都濕淥淥的,猜想他剛才或許在雪地上盡情的享受著季節性的遊戲,所以笑意才會掩不住,在紅通通的臉上漾出來。當孩子長大後,他的童年回憶裡,大概會有指頭給雪凍得冰冷的感觸,他會記得皮膚的風吹得破裂的刺痛,會知道下雪前後寒意的微妙差異,會明白摔倒是皮膚會破裂流血但一下子便會癒合。他應該不會認為四季的天氣隨著商場或家裡空調的開關而變動,不會以為石英燈與日光同樣不過是光源,但會懂得量度打磨得光亮的大理石地板牆壁是否比冬季的風雪冰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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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土耳其的市民為了維護城內所剩無幾的綠地及公園,嘗試迫使政府放棄拆毁公園改建商場的計劃,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抗議。土耳其政府要的是急進的經濟發展,而市民要的是多元化的生活。香港政府擬將龍尾改建為泳灘,面對著保育人士的異議及反對該計劃而作的調查報道,政府也同樣用上經濟誘因作為武器反擊。當中政治動機、傳聞中的利益輸送固然令人難安,但更教人不安的或許是,經濟發展等於社會發展,這觀念似乎己在當權者心中根深蒂固,牢不可破。我始終覺得,比起幽閉的冷氣房裡啃分來的更多更大的麵包,我寧願帶著只足以帶給自己半飽的小饅頭,在風和日麗的日子裡到公園野餐。

(原文載於《MILK》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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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的戰爭紀念碑

May 27, 2013 § Leave a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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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予人一個很深的印象是,她總是以直面反思的態度面對著可恥的過去,而這種不迴避歷史。到過柏林的朋友都很難忘記在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的經驗,穿梭在大小不一木無表情的混凝土箱子之間時,即使對歷史一無所知,也無可避免地淹沒在那肅穆寂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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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Jewish Girls’ School的建築設計極為簡單實用,是當時盛行一時的New Objective設計風格。(photo by Stefan Korte)


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黨進行大規模的種族清洗,六百多萬的猶太人被屠教同時,大部分與猶大人相關的建築物亦遭到嚴重的破壞,倖免於難的,大都被珍而重之地保存著,Former Jewish Girls’ School也是其中之一。

這所建於1930年的建築物,是納粹黨於1933年掌握了德國政權前,當地的Jewish Community最後一個建築項目。最初的用途,是建立一所設有14個班房,能收容300名女學生的學校。然而,當政權更換後,這所學校是落入納粹黨的管理之中,學校一下子變得亂七八糟。先是1933年時,納粹政府通常了法例,減少猶太小孩於政府學校的學額,使學校的學生人數由數百增加至上千人。後來猶太人家庭被迫遷徒,大批學生及老師被送往集中營。學校空蕩蕩的,每一下腳步聲都如同悲鳴。人去樓空,學校的庭園甚至成為了被驅逐的猶太人的臨時收容所,後來又被改變用途作為醫院,直到1950年學校又再重開,可惜後來因為收生不足於1996年被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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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正門、走廊都被簡單的修葺了。


這所學校位處後來的東柏林,見證著圍牆建起,圍牆被推倒。見證著一個荒謬的勢力大舉掘起又沒落,見證著柏林由一個從一個傷痕疊疊的城市,演變成今天藝術家們趨之若騖的地方。即使它在廢校時才年僅66,比起意大利隨手摸到的上數百歲的磚瓦,實在不過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兒童,但對於歷史及柏林人的情感上都有重大意義。

建築物被保留下來,卻空置了、沉睡了十年之久,直到2006年的柏林藝術雙年展,才被策展人喚醒過來,作為其中一個展覽場地。不少藝術評論家認為這次選址是一個極為浪漫的舉動,學校當時略見破落的牆壁磚瓦、裂開的天花板、滿牆的塗鴉令藝術品有如落入某個錯落的時空,參觀者游移在伸手觸踫得到的現世,與藝術及歷史構成的抽象空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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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學校的禮堂被改成Michael Fuchs Gallery,天花板幾乎沒有任何粉飾。


這次開放給予這廢校一次重生的機會,畫廊營經者Michael Fuchs對建築物簡單而功能化的設計著迷不己,當2009年,這建築物的擁有權再次回歸到Jewish Community手上時,Michael Fuchs便向他們提供一次建築物再生的計劃,銳意利用自己的人際網絡,將學校打造成為一個藝術與餐飲的匣子,並自負盈虧地為學校進行修葺及保育。對於一直為學校建築重整的經費而頭痛不已的Jewish Community來說,這個計劃實在為他們解下不少憂困。後來Jewish Community與Michael Fuchs簽定了20年的「死約」,另加10年的「生約」,前提是,Michael Fuchs必須恢愎學校原來的面貎,至於續約與否,則視乎建築物有否因為餐廳及畫廊的經營而遭到破壞。Michael Fuchs在為學校進行粉飾時,也沒有為了方便畫廊或餐廳的運作而作多餘的改建,只是把納粹黨掌權以來被破壞的東西復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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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家餐廳Mogg & Melzer Delicate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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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Former Jewish Girls’ School內共有三家畫廊、一家酒吧及一家餐廳,每個單位各佔據數個班房,而Museum the Kenndys亦於去年11月時遷進這學校之中。Michael Fuchs如此解析這個計劃的意義:「要是你是住在柏林的德國人,每當你騎著單車經過這裡時,這建築物都會提配你那場戰爭。當然我們可以建立另一個戰爭紀念碑,但這項目卻是活生生的。」而柏林政府也視這為非常重要的校外教育,其教育部秘書長Mark Rackles如是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人重看柏林的歷史……現在實在太難讓年青一代記得那場戰爭了。」以現有的力量來彌補過失,誠實地面對歷史,大概是這份精神支撐著這城市,使它發展為如此注重人民及社會文化素質的地方。

(原文載於《MILK》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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